与上世纪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比，无论是返乡还是下乡，多了一些主动和心甘情愿。很多从农村出去、在城里打拼很多年的，又回来了；更有从城市主动来到农村的。

他们的到来，明显不同于原先的农业从业主体，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不是传统的农民却在从事农业及其相关行业的人，我们都可以叫“新农人”。

目前的“新农人”大体有四种类型：

一是自给自足型。 以追求食品安全为目的，一般固定在一个小的熟人圈子中，比如初期的社区支持农业；

二是回归田园型。 逃离城市森林，享受田园牧歌，不讲求经济效益，像一些成功人士往往喜欢在乡下有一处田园，就像美国的上流社会一样；

三是改造农业型。带着理想追求，力图改变乡村面貌，这就是当前许多从事农业的人所讲的乡土情怀；

四是谋求发展型。看重农业是朝阳产业，希望获得良好回报，一般表现为资本下乡、投资农业等形式。

严格来说，只有第三种类型才可以算得上真正的“新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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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就自给自足型而言，他们主要是为自己；就回归田园型而言，依然是为自己；就谋求发展型而言，基本是商人思维；只有改造农业型，是有一些理想主义的精神，试图以创新来改造农业。

因而，如果要给一个真正“新农人”定义的话，我感觉就是那么一群怀着深厚的乡土感怀，以理想主义的精神和创新思维去从事农业的人。

他们当然要靠农业养活自己，但更多的是为了农业农村的改变。

就目前的情况看，“新农人”一时半会不会担负起农产品供给的主力军，但队伍在不断扩大，正在给“三农”带来新改变。

延长县贫困果农。

“新农人”的起源与演化

“新农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在第一批进城务工人员中已经有主动返乡务农或者从事其他农村产业的，但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还是在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

“新农人”的产生，既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产物，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 由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人可以离乡但不“离土”。因为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可以保障农民在城里无法立足时或者想主动从城里回来时，有一份自己的土地可以耕种，也有自己的房子可以居住。

这一点不像拉美国家那种私有制下的大农场制，农民往往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农工，一旦进城可能永远也回不去。

所以，总是有一些进城的农民会选择再次回到农村。

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原先巨大的城乡差距在今天逐步缩小，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道路交通、网络通信、商品流通等大幅度改善，而农村又有着城市人所羡慕的田园牧歌场景，空气新鲜、生态天然、闲适舒缓，于是当富裕的人们开始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时，便急于摆脱城市水泥森林的束缚，奔向广阔的乡村田野，这便是乡村旅游兴起的逻辑。

于是，有更多的农村人愿意从城里回到农村，也有一些城里人慕名来到农村，由此出现城市人口向农村的“逆向流动”。

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带着城市新理念、新技术、新资本回到或新来到农村从事农村创新创业的人，就是典型的“新农人”群体。

到今天为止，“新农人”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早期的无奈返乡。

大体阶段在上世纪末到新世纪初。由于城市生活压力大、农村家庭拖累重、就业形势不好等原因影响，一些原先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年轻人虽然是自己选择回乡，却也多了一些无奈，只能在农村打拼。

典型的像阿里巴巴早期选树的青年电商典型、河南辉县的研究生杜千里，虽然是研究生，也在上海当过白领，但还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回乡教书，最终因为在淘宝上销售农产品意外成功。

二是中期的主动返乡。

大体在2008年后。这个时期，农产品在电商上开始暴发，初期从事农产品电商的创业者往往有农村背景，抢占了熟悉农产品、先入为主的优势，成为同期农村创业的佼佼者。

由于同时满足了职业体面、收入可观的年轻人从业“双条件”，农村电商给了许多青年返乡创业的新机遇，从业人员迅速增加。

根据2015年2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新农人研究报告（2014）》，仅仅是从事电商的狭义“新农人”已经突破100万人。

三是当前的积极下乡。

大体在2012年后。这一时期“互联网+农业”风生水起，农村电商受到政府、大型电商平台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推动，出现大量城市青年知识分子主动到农村从事创新创业的热潮，一批白领、海归走进广阔田野。

典型的像从上海辞职前往新疆创办“维吉达尼”品牌的刘敬文等人，致力于以新的传播方式将南疆的特色农产品通过互联网销售出去。

农业农村部2018年11月发布的最新报告，全国返乡下乡“双创”人员达到740万人。

2019鄠邑区“户县葡萄”采摘季。

“新农人”的特点、现状与面临困难

不管来自何方，不管具体从事什么领域，各类“新农人”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

一是具有新思维。 探索新常态下的新农业，把安全、可持续作为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二是展示新形象。不再把当农民作为一个受歧视的职业，而是甘愿为此付出，为自己从事的事业而自豪；

三是运用新载体。左手新媒体，右手玩电商，站在时代的台风口上，许多人是网络红人、电商达人，根据农业农村部的通报，农村“双创”人员80%以上运用着互联网工具；

四是做出新示范。给农民带来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新载体、新平台、新出路，特别是在农业产后环节，共享、众筹、预售、领养、文创等农业创新领域，都有“新农人”积极探索的身影。

当前“新农人”运动正表现出更加蓬勃发展的态势：

一是从业规模越发庞大。

如果将整个农村电商的从业人员均纳入计算，则2017年农村电商的网店数已达985万家，从业达到2800万人。如果按农业农村部近年公布数据，则每年以50万人左右的速度在递增。

二是从业领域越发宽广。

从最初的直接从事农业到发展农产品电商再到现在的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三产融合，都是“新农人”开疆拓土的领域；现代农业服务业受到越来越多“新农人”的重视，特别是在智能种养、无人机等新型社会化服务和农村生活在线化等领域，生机勃勃。

三是行业联系越发紧密。

各地的“新农人”联合会、农人会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产生，也出现了一些知名的领袖式人物，如“新农人”联合会的创始人毕惠芳、农人会的创始人勤劳农哥李芳华、新农堂堂主钟文彬等。虽然“新农人”的组织还不够规范化，但已初步发挥了联系服务的积极作用，成为良好的交流平台。

当前“新农人”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是对农业农村深度了解不够。

有的农业常识匮乏，经营效率与质量不高，甚至做出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有的不会与农民打交道，难以融入农村社会，处于孤立无援状态；有的缺乏对自然的敬畏，盲目进行创新，投入过大而效果了了。

二是专业化程度还不高。

面对跨界融合创新的新使命，虽然也努力学会了电商、微商、新媒体、市场营销等，努力打通经济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相关的领域，但学习力度不够，难免面面俱到，顾此失彼，经营惨淡，出现巨大的心理落差。

三是心态不够成熟。

成名要早，出名要快，这对于做农业而言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农业天生就是自然的，不紧不慢。但这些年来，一些“新农人”还是违背农业的天性而异想天开，急功近利，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还有一些频繁“换频道”，最终往往“十年一觉扬州梦”。

四是普遍缺乏有效的协作。

由于主观、客观的原因，往往一人身兼多个角色，小而全，在没有足够实力的基础上做起了全产业链，既增加了同业竞争，又带来运营效率不高的现实问题，亟待转变思维。

三、对“新农人”运动趋势的判断与建议

展望未来，“新农人”运动会随着乡村振兴时代的到来而进一步发展壮大。

在从业主体上，会有更多的城市知识青年主动来到农村，为“新农人”运动带来新的气象；

在从业领域上，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等方面成为热点；

在发展形态上，会出现要素的整合、分工的调整、角色的转换，逐渐形成一个良性的农村创新创业生态圈。

在不远的将来，在服务“三农”的大领域中，一定有很多好的创业机会，成长起一批农业创新型企业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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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一个乡村振兴时代的“新农人”？

我有四点建议：

一是务实而作。

把握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既要有长远的方向，也要有当下的小目标，不能像夸父一样，倒在逐日的饥渴的路上。

可以说，活着是许多“新农人”的第一要义，而尊重经济学与社会学规律是“新农人”的基本准则。

如果有机会，我建议大家读一下《一根萝卜的革命》，看看公益如何与经济结合去做大农业。

把握好创新性与专业性的关系，不是所有的新东西都可以在农业上应用，特别是工业化的思维，要更多地遵守农业规律。

二是跨界融合。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的多功能性空前延伸，农业与文化、与旅游、与教育等产业深度融合，“新农人”应该学会跨界融合的思维。

以当前最为热门的“互联网+农业”为例，在三个层面积极融合，一个是互联网技术深刻运用的智能农业模式，第二个是互联网营销综合运用的电商模式，第三个是互联网与农业深度融合的产业链模式，呈现梯次推进的状态。

方兴未艾的各种新型产销衔接方式，如众筹、预售、领养、定制等，基本是依托互联网开展的，正是“新农人”的用武之地。

三是善于合作。

这个时代留给单打独斗者的创业机会正在减小，一个“新农人”的崛起，往往是一个团队集体成长的过程。

想让自己的事业长久，还是选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吧。

就像农产品电商，没有专业人士，那些临时组合的“父子兵”“夫妻店”“兄弟连”“女人帮”也正在演绎着奇迹，因为这也是天然的互补性团队。

现代农业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正在加速成形，每个“新农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不同的“新农人”之间要联合、“新农人”与农村经营主体要联合、“新农人”与其他关联行业要联合，到最后每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四是尊重农民。

新时代的返乡下乡创业，绝对不是替代农民，农民可以干、愿意干的事情还是要交给农民，“新农人”要避免与农民同质竞争，更多在生产性服务业和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上寻找农民干不了、干不好的领域。

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是，美国只有200多万农民，但农业服务业却有1500万人在从业，显然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相关领域还有大量的机会可以挖掘。

应该尊重农村的实际和农民主体地位，可以示范引导他们，也可以与他们合作，甚至可以用事实教育他们，但却不宜生硬地排斥他们，某种程度上与农民的关系决定着“新农人”事业的兴衰。

(作者系三农学者、农村电商专家、陕西省委理论讲师团专家学者)